江苏南京郑和宝船遗址公园的郑和宝船。(视觉中国供图)
科海史迹
自古以来,我国古人就对浩瀚无际的海洋充满了幻想和向往,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传说和诗赋。《山海经》曾以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海洋大九州”的蓝图。曹操曾临海浩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李白留下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千古名句。“精卫填海”记载了炎帝之女溺亡海中后,化为精卫鸟“衔西山之木石,日日填于东海”的故事,更是寄托了古人敢于征服大海的雄心壮志。
兴“渔盐之利”以富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据《竹书纪年》记载,我国在夏朝时,夏帝王芒曾“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说明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古人就已经能够做舟织网,捕捉鱼虾,开发渔业资源了。
从经济上看,渔业和海盐一直是历代政权开发海洋的关注重点。商王朝早期获取盐的来源主要是晋南的池盐。商王朝晚期把疆域扩张到今天黄海、渤海西岸。考古发现,在长达300余公里的渤海西岸、南岸地区(即莱州湾南岸)滩涂地上,出现了规模巨大的数百处制盐作坊和村落,说明在商王朝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发、利用渤海西岸和南岸的海盐资源了。在商代都城的遗址殷墟中,还出土过大量的海贝、鲸鱼骨、龟甲,证明商王朝不仅在渤海西岸、南岸开发盐业资源,也懂得利用“舟楫之便”,捕捞、采集海贝螺和鱼类资源,从海洋中收取“渔业之利”,并以此进行商品贸易活动。海洋产品和海洋经济在维持商王朝政治、经济与社会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周礼·天官》的记载中,有周朝的宫廷王公贵族食用鱼、螺、蛤蜊等海鲜食品,以及用海鲜类食材作周天子祭祀用品的记录。这些历史记录表明,我国古人早就懂得捕捞海鲜,有食用海鲜的传统。就像中原地区的农民依赖农耕生存一样,沿海地区的渔民也“靠海吃海”。
春秋战国时的齐国东临渤海,借助“边海”的地理条件,通过晒盐和打鱼来充实本国的资源,打下了经济基础,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兴渔盐之利,齐以富强。”利用海洋资源无疑是齐国成为富庶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创航海史上之奇迹
我国古代曾有过非常辉煌的航海史,创造过航海奇迹。
殷商时期,王朝的疆界达到了东南沿海,朝廷不仅有车兵、步兵、骑兵,还有舟兵。《史记》中记载,周武王曾下令掌管舟楫的官员集结船只,运送军队东征。这大概是史书中见于记载的最早水师了。
《论语》中曾记载过孔子对弟子说的话:“趁桴浮于海。”所谓“桴”就是用木头或竹子编成的筏。可见桴在当时已发展得较为成熟:不仅可以用于渡河,甚至还能用来渡海。
春秋时越国和吴国都位于现在江浙沿海地区,《越绝书》中称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吴国更是“不能一日无舟楫之用”。可见当时人们建造和驾驶海船之技能。
秦始皇曾多次派遣徐福东渡,寻找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无论是求仙问道还是探寻其他民族的足迹,都证明了统治阶级海洋意识的形成。而徐福的跨海东渡,则可以说是古代远洋航行的一次壮举。
唐宋时代,由于海上罗盘的发明,航迹推算和天文定位等技术的出现,官方和民间的航海足迹已可远达印尼群岛、印度、阿拉伯,以至东非的许多国家。南宋通过海上贸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为了对海上贸易进行有效管理,将泉州、扬州等沿海城市作为贸易和船舶停靠的重要港口,还专门设立了管理贸易的航运机构“市舶司”。
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洋,称得上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郑和率领规模空前的远洋船队,28年间7次纵横于南海和印度洋上,最远达到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之间的莫桑比克海峡。其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路之广、航技之高,在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写下了世界航海史上辉煌的一页。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