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渝生

余生趣潭

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的《周礼》《管子》等古籍中，就有关于地图的记载。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墓中，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出3幅画在帛上的西汉时期绘制的地图，它们极其珍贵，距今已有2100余年。

中国历史地图的研究编制也有悠久的传统。公元3世纪西晋裴秀用 “制图六体” 编成的《禹贡地域图》，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裴秀（公元224-271年），字秀彦，河东闻喜（隶属山西省）人，晋武帝时官司空，后任宰相。他根据“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了魏国留下的旧图。由于旧图绘制粗略，加之地名的改变，他在门客京相的帮助下，编制了《禹贡地域图》。

裴秀对古籍《尚书·禹贡》的记载作了详细考订，从九州的范域到具体的山脉、河流、湖泊、沼泽、平原、高原，都一一考察落实。同时，他又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探明了历代的地理沿革，连古代时期的诸侯结盟地与水陆交通也一一摸清。对于自己暂时确定不了的，就“随事注列”，决不敷衍了事。

最后，裴秀终于绘制成了著名的《禹贡地域图》18篇。这些地图，都是一丈见方，按“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即1∶1800000）绘制而成。无疑，这是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可惜的是，裴秀绘制的这套地图集后来失传了。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只有他为这套地图集所撰写的序言（见《晋书·裴秀传》）。在这篇序言中，保存了他的“制图六体”理论：

一为“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宽之比例，即今之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之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四为“高下”，即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为“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裴秀认为，“制图六体”是相互联系的，在地图制作中极为重要。地图如果只有图形而没有“分率”，就无法进行实地和图上距离的比较和测量；如果按比例尺绘图，不考虑“准望”，那么在这一处的地图精度还可以，在其他地方就会有偏差；有了方位而无“道里”，就不知图上各居民地之间的远近，就如山海阻隔不能相通；有了距离，而不测“高下”，不知山的坡度大小，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地图同样精度不高，不能应用。这六条原则的综合运用，正确地解决了地图比例尺、方位和距离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制图六体”成为中国明代以前地图制图学理论的基础，唐代贾耽、宋代沈括、元代朱思本和明代罗洪先等古代制图学家的著名地图，都继承了“制图六体”的原则。

唐宋元明地图盛行于世，传世诗歌都有地图吟咏的佳句，如唐代白居易“地图铺洛邑，天柱倚崧丘”；宋代杨万里“呈上方披舆地图，烦公赤手系单于”；元代周伯琦“大哉舆地图，垂创何其艰”；明代郭奎“一朝卧病药相扶，才倚晴窗阅地图”云云。

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最完善的制图理论。这个理论也同中国古代数学中的勾股、测望方法和司南方向定位相结合，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数理科学的特色和优势。除经纬线和地球投影外，现代地图学上应考虑的主要因素，裴秀几乎全提了出来，他因此被称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这一理论直到明清时，都是被遵循的。明末，意大利有经纬线的地图传入后，中国的绘图方法才开始改变。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