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古生物学研究，历史悠久，在一些人看来似乎远离“前沿”，然而现代古生物的研究在继承了经典古生物学的传统（譬如化石采集、解剖学和分类学等）的同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什么是科学的前沿？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如果依据ISI等论文数据库去统计，不难得出一些结论。然而，如果基于交叉或新技术引发新的学科增长点，恐怕结果又会不太一样。

202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斯万特·帕博（Svante P？？bo）。他的专业背景是分子生物学，但研究的对象又是化石（或人类化石），因此常规上，他所在的学科可以称为分子古人类学或者分子古生物学。由于他研究探索的是进化问题，当然也是进化生物学家或进化遗传学家。也有人说，他开创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古遗传学或古基因组学。斯万特·帕博虽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古生物学家，然而这或许是历史上古生物学与诺贝尔奖走得最近的一次了。

传统的古生物学属于地质学与传统生物学的学科交叉，能够靠得上的一个大奖可能是克拉福德奖（Crafoord Prize），这是瑞典科学院专门为弥补诺贝尔奖未能涵盖的重要科学领域而设立的奖项，包括天文学与数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也就是说每4年才能轮上一个领域获奖，可见得奖难度之大。1992年，德国古生物学家阿道夫·塞拉赫（Adolf Seilacher）因在遗迹学这门新学科上的开创性贡献获得了克拉福德地球科学奖。2022年，哈佛大学的安德鲁·诺尔（Andrew Knoll）被授予了克拉福德地球科学奖。他的研究聚焦生命的早期演化、地球早期环境历史，以及如何搭建环境变化的地球化学记录与化石记录之间的联系。安德鲁·诺尔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同时也是地球化学家。

19世纪的达尔文因为站在地质学与生物学两大学科的高峰，才创建了生物进化学说。从事交叉学科的学者虽容易取得真正原创性的突破，但是伴随的也常常是非同寻常的曲折道路，因为学科壁垒的存在是学术界的一个长期现象。因此，过分强调学科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成为阻碍学科交叉发展的障碍。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古生物学如今依然受到很大的关注，我认为一方面得益于持续不断、激动人心的新发现。古生物学涉及众多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都可能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从而产生被大家称为“前沿”的科研成果。但对众多化石宝库的研究显然不是古生物学家的自留地，还需要更多不同学科学者的加入，才能真正推动这一学科更大的发展。

另一方面，古生物学家们也在借助新的技术不断拓展学科的交叉，为我们认识地球生命演化和环境变迁提供新的认识。除此之外，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古生物学在进化生物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生命进化过程与机制的认识是帮助我们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最终往哪里去？”这些哲学问题的关键。

古生物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也是最容易与人文科学产生碰撞的学科之一。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也是克拉福德奖的得主）曾经说过，“五大学科（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大融合，是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石，是人文忠贞不二的盟友。”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古生物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未来依然前景可期。只要我们持之以恒，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探索，什么是古生物学研究的前沿就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