蚜虫：我们蚜虫爱喝棉花嫩枝里的水儿，人类就说我们是害虫，没有任何理由嘛！我要告诉人类，我们最爱吃的都是棉花上争夺营养的疯长枝，这样，棉花才能把主要营养用来长棉桃，有句农村谚语说“棉花攥攥拳，丰收顶三年”，就是在夸我呢。所以说：“只有虫害，没有害虫”

众动物：只有虫害，没有害虫。

二十八星瓢虫：我特同意蚜虫的观点。我们吃土豆的叶子，也被人类定为害虫。其实，我们吃掉一些土豆的叶子，并没有使土豆减产，美国的科学家做过试验，把土豆的叶子摘掉五分之一，反而使产量增加了四分之一。

蛇：我认为你们两个说的有道理，只要有天敌制约，不会有什么害虫。人类消灭了你们的天敌，你们数量增多，把农作物吃光，就成了虫灾了。

苍蝇：如果把我们全都消灭，就破坏了食物链，使更多的物种消失。

（节选自2018年北京市东城区校园科普剧创作与展演作品《谁是害虫》。北京一师附小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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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几本自然生态方面的书，发现都有关涉虫子的“益”“害”之辨，不禁回想起6年前观摩过的一部由孩子们参演的科普剧《谁是害虫》。那些借动物之口道出的童声稚语，还真是耐人寻味。

儿童美术“慢教育”思想的创立者李凌，在《自然的美育》一书中谈到，我们的教育有很多认识上的误区。比如，在儿童读物和科普书中给自然界中的生物下了“这是益鸟、那是害虫”的定论，他认为这是欠妥当的。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界中的生物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都是生物链的一环，每一种生命都有存在的意义。大自然很公平地赋予这些小生命独有的生活技巧。凭什么人家就是“害虫”？凭什么是不是“害虫”要以人为中心，而不以生物“做的事”对大自然有没有益来判定？我们需要站在大自然的角度，重新了解自然，“阅读”自然，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生态伦理十日谈》一书中，刘兵、雷毅、刘天天三位学人以“圆桌对谈”的形式，讨论了生态伦理中的典型议题和背后基本的哲学概念。其中，有专章论及“‘益虫’‘害虫’和生命的价值”。他们指出，认为某些物种有害，实际上是对它们不了解造成的。譬如，没有弄清楚它们的生活习性和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仅仅是根据我们直观的感受就得出结论。

事实上，“害虫”“益虫”的表述反映出很多问题。一个物种在自然界中生存和繁衍，一定有它的作用，从整体上看，它对整个生物圈的演化发展是有贡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用有利、有害加以区分，反映了我们看事物的角度有问题，这种分法是人类自私的表现。设若虫子也用这样的标准来划分人的话，岂不是可以把人分为“益人”“害人”？

他们还引述一个寓言故事，阐明了同样的道理：人类与其他物种争谁是地球的主人，人类夸口：“我们数量这么多，改变地球环境的能力很强。”老鼠反唇相讥：“人类的数量还不如我们多，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没有我们强。”因此，在鼠辈们看来，人类自诩地球的主人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作为一种有智慧的生物，我们不能用对人是否有利或者有害来划分动物。

美国博物学家盖瑞·弗格森在《八堂自然课：大自然教给我们的生存之道》一书中，则以一种诙谐的语调替“烦人的”苍蝇、蚊子“叫屈”。他写道：

走进森林后，虽然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小鹿、老鹰和草莓是好的，苍蝇和蚊子是不好的，但是任何一次真正的探究就算不能让我们喜欢上虫子，也至少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变化。苍蝇是包括兰花和延龄草在内的所有植物的主要传粉者。另外，作为生物分解者，它们绝对是“起死回生”的大师。苍蝇能吃掉很多蚜虫和飞蛾幼虫，所以说苍蝇肩负着全世界农作物丰收的重任也不为过。再看看蚊子，它养育了鱼、蜥蜴、鸟、蝾螈等万千生物。同时，烦人的蚊蚋的亲戚是可可树的主要传粉者。消灭一只蚊子可能意味着：啪！又少了一块巧克力。

弗格森这番话语，揭示了人类惯常的那种分类思维和二分法思维的局限性。那实际上也是一种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浅表性思维习惯。确实，很难有一种客观的标准让我们去判断某种生物的“益”或“害”，而一种复杂的事态，往往也没有简单的“对”或“错”。

“每一个物种都是进化的杰作。”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如是说。现在，自然世界中“小东西”的存在价值已经极为清楚。对生态系统整体的实验研究支持了生态学家长久以来的猜想：生态系统存在的物种愈多，生产力就愈大，也就更能承担旱灾和其他环境压力。既然我们需要依赖有效的生态系统来澄清水源、滋养土壤，并且制造可呼吸的空气，那么显然就不能轻易地抛弃生物多样性。